一份实习主播工作 她种下“记者梦”的种子

　　“逐梦他乡重庆人”采访组见到聂欧时，她正忙于做一期关于城商行防范金融风险的调查。当天上午，聂欧前去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专家后，便匆匆赶回单位，向同事布置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的作用一个是提醒大众，另一个是提醒金交所。”身材娇小的聂欧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做起事来却干净利落，井井有条。

　　读研究生之前，聂欧与媒体行业并不沾边。第一次接触到媒体行业是她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的时候。

　　“当时中国社科院在腾讯有一个视频主播的实习机会，觉得能接触到不同的人，还能经常见到影视、体育明星，挺好玩的。”抱着单纯的“好玩”心态，聂欧踏进了传媒行业，负责一些前沿科技的报道。因为工作需要，她经常会专访一些工程院、中科院院士，这让二十出头的聂欧觉得既有挑战性，又有成就感。

　　从那时起，她心中就埋下一颗种子，想做一个媒体人，能把中国最核心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声音传递给读者。

　　毕业前，聂欧也曾认真思考过，到底应该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稳稳当当进银行当一个风控管或者分析师，还是走传媒这条路？思索再三，她遵从了内心深处的意愿。“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宽广的平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记者这个职业能让我成长得更快。”

　　2009年，从中国社科院毕业后，聂欧进入新华社成为一名编辑，做了两三年的时间，她想去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于是来到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大型时事政经新闻周刊《瞭望》，开始了金融记者的生涯。2016年3月，聂欧担任新华社瞭望智库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一次暗访调查 她首个揭露中资银行不良率风险高

　　想走好记者这条路，不仅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还需要勇气。在做一些重大的调查选题时，聂欧常常需要潜入当地打探消息。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前往浙江，暗访中资银行不良率风险的调查。当时聂欧背个包就去了，到了当地谁也不认识，她只有走访各个中小企业去了解情况，想尽各种办法参加企业老板的私人会议，每天至少要采访八九个人，任务量非常大。

　　“那时的浙江金融风险是相当大的，如果通过新华社分社等官方渠道进行采访，根本看不到真实情况。”暗访时，聂欧不敢带照相机，怕被发现，只得用手机偷偷拍。背包里只背三四件衣服，因为一旦被发现，可以跑快点。

　　聂欧清楚地记得，在浙江建德县一个工业园区，半个月前去时还是灯火通明，但半个月后再次回访时，园区70%的厂房贴上了封条。一位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老板告诉她，自己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要还1000万，他每天都在躲，还有一些工厂为了融资，不惜向高利贷借款。

　　“虽然当时我采访的都是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但依然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实体经济风险的传导性。”聂欧说。从浙江回来，她刊登了一系列报道，在当时，她算是第一个公开指出中资银行不良率风险高的媒体人，报道立即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也为身处相同境遇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跑深度调查虽然辛苦，但在聂欧看来，那段岁月使她练就了敏锐的视角以及超强的行动力，为她以后的记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是聂欧第5次参与全国两会的报道，两会采访强度大，她总是在背包里放上矿泉水和面包，中午赶稿子的时候塞上两口。一次，聂欧和同事在会场外边啃面包边赶稿子，恰好被前来参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见。“你们怎么不吃饭呢？”“我们在吃啊，这就是我们的饭。”聂欧笑着回答道。

　　晚上是更需要打起精神工作的时刻。“此时，代表们有时间放松心情，谈一些比较深度的问题，而深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新华社会组织做一些专访。”专访结束后，一抬表，常常已是深夜11点后。

　　一路走来，聂欧连续参与了G20峰会、APEC峰会、全球达沃斯经济论坛等国际超大型会议报道，并于2015年获得被誉为新闻界“奥斯卡”的新华社新锐青年奖。

一次战地采访体验 她更加珍惜当下生活的幸福

　　入行之初，聂欧像许多踏入这个行业的记者一样，心中都有一个战地记者的梦想。虽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地记者，她却到过硝烟弥漫的地方，也算是过了把战地记者的瘾。

　　2016年，中东局势紧张，叙利亚接连发生内战，受联合国邀请，聂欧赴约旦河西岸调研采访。联合国警备区驻扎在当地的戈兰高地，这里既与以色列接壤，又是叙利亚西南边陲的战略要地。

　　当时，战火就在聂欧附近，枪炮声一声一声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为了克服恐惧，聂欧把枪炮声幻想成儿时家门口的列车声，默默安慰自己，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采访中，有件事情令聂欧现在想起都胆战心惊。武装反动势力会在警备区周围悄悄安置地雷，一次，聂欧亲眼看见一只羚羊因误闯地雷区被炸得粉身碎骨。“这种直击生死的场景对心灵的震撼非常大，那是在和平国家难以体会到的心惊肉颤。”聂欧回忆道。

　　作为新华社瞭望智库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如今，聂欧主要负责新华社瞭望智库金融研究中心工作，除了一些重大的调研采访外，她还会定期主持一些部长级闭门会议，邀请相关部级领导、司局级领导、企业老总等参加会议，这些会议既有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又有涉及民生实事的讨论。“比如滴滴打车安全性问题、网络反欺诈问题等，甚至连节假日的放假时间都曾在闭门会议中讨论。”聂欧告诉记者。

　　离开家乡多年，每次回重庆前，聂欧都会在手机的备忘录上列个表，第一顿吃什么，第二顿吃什么，回家那几天每天都没吃重过。“回家后每天早上都要吃小面，还有铺盖面。虽然我吃辣会长痘，但还是忍不住要吃。”对她来说，家乡的麻辣味道是戒不掉的瘾。

　　采访进行到最后，聂欧还拜托采访组帮她寻个人——她在重庆八中读书时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叫王亚岚，原先在八中初中部，后来去了八中高中部。她常常说班里四十几个学生，总有一两个靠文字吃饭，没想到我就是老师口中靠文字吃饭的那个学生，可惜毕业后就跟她失去了联系。”

　　时光荏苒，聂欧时常想起老师说的那句话，想起在重庆的老师和同学，想起快乐的童年时光。